1979,遭遇音乐使者斯特恩

时间:2019-05-07 12:17       来源: www.lucyslookbook.com

 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,是古典音乐在中国强势进入人们视线的一年。这一年,有多位世界级演奏家和交响乐团访华,掀起阵阵热浪。而其中首先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,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-斯特恩,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1979年6月,距邓小平访美仅隔不到半年,艾萨克-斯特恩成为改革开放后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来访的西方大师级小提琴家。为了聆听他的演奏和教诲,全国的专业小提琴家和青年学生云集北京和上海,就像过节一样兴奋。

  斯特恩在北京演出了两场,在当时北京最好的红塔礼堂举行,我都有幸观看聆听。第一场是协奏曲音乐会,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协奏曲,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协奏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,用“满台生辉”形容真不为过。斯特恩一登台,我眼睛都不敢眨,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。

  听说20多年以前,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来华演出过,我没那份幸运,这一次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从斯特恩的第一个和弦出来,我就激动得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感觉。第二场是奏鸣曲专场,有贝多芬的第五小提琴奏鸣曲“春天”、弗兰克的奏鸣曲和德彪西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姑娘》等曲目,对它们我都耳熟能详,但过去只是从唱片中听到过,现在听斯特恩的现场演奏,不禁产生马上要练琴的冲动。第二场音乐会,斯特恩演奏得比第一场更为精致。

  正式演出前,斯特恩还举行了大师课。这位兼具音乐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大师,手把手地向中国音乐家传授技艺,令人顿开茅塞。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专程从上海赶来,演奏了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。斯特恩一针见血地指出演奏中的问题所在: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,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。大师一点拨,唐韵的演奏立竿见影。当时,中国音乐教育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,小提琴演奏在观念上有些偏差,缺乏对于音色美的追求。自从斯特恩来了以后,许多人改变了这种倾向。这样近距离高水平的大师课,我还是第一次看到,深感大师课要比正式的音乐会还要振聋发聩。

  斯特恩讲课过程中,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,但他对音乐术语比较陌生,指挥家李德伦只得时不时从旁协助。在对一个乐句的讲解中,斯特恩用“big ball”来比喻音乐的欢快情绪,这时,翻译感到有些迷茫:“大……球,这是什么意思?”又是李德伦先生解了围,说是“舞会”的意思,就是说,情绪要像舞会时那样兴奋。李德伦嗓门大,他的声音就是在剧场后排也能听清楚,于是,台下观众就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。大师课上,斯特恩对中国提琴家使用肩垫“深恶痛绝”,认为这是演奏中产生许多弊病的根源,力嘱大家一定要抛弃它。

  我曾经翻译过斯特恩于2001年逝世前不久完稿的自传 《斯特恩回忆录——我的前79年》,再加上几次目睹他在中国的大师课和音乐会,对他形成了较为深入的认识。艾萨克-斯特恩是在俄国出生的犹太裔美国小提琴家,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不止一代人,他非凡的影响力远远溢出音乐领域。他有着“折冲樽俎”的社会活动能量,他发动美国及世界范围的音乐家和社会舆论,将“音乐圣殿”卡内基音乐厅从拆迁大锤下挽救下来并加以筹款翻修;他在世界各地提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音乐家,从而有着音乐界“教父”之称。

  在自传中,斯特恩披露了促成访华行程的机缘:“阿特拉斯博士和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、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交上了朋友。他知道我对中国发生了兴趣,就打电话邀请维拉和我到他们的寓所去,他们家举行一个私人宴会,黄华和夫人将要光临。在晚宴上,我向黄华表示了我对中国的向往,热切地希望到中国去访问。……1978年3月,黄华转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邀请信,行程最终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。这时,我的好友中一位名叫瓦尔特-朔尔的商人,建议我带一个小型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,作为家庭的存档。不知瓦尔特-朔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,完全是自掏腰包,带来的不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,还有一位导演默里-莱尔纳。”

  就这样,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拍成了著名的影片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:艾萨克-斯特恩在中国》,此片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。

  1999年11月,斯特恩又一次来到北京,李德伦先生从医院病榻上赶到世纪剧院,被弟子们搀上舞台,两位老友紧紧拥抱,台下观众无不动容。

  斯特恩大师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(原中央乐团)又一次奏响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,成为音乐史上一段著名的“世纪绝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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